关于反乌托邦，如果《1984》是过去式，《美丽新世界》可能就会是将来式
波兹曼：关于两种反乌托邦态度的比较剖析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
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 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正如赫胥黎在《重放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前言
两部经典与两种反乌托邦世界
波兹曼的前言中，所述的便是反乌托邦文学三部曲中最为知名的后两部：乔治·奥威尔的《1984》与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时至今日，反乌托邦已然成为诸多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一大亚类。从老电影《黑客帝国》到近年的《饥饿游戏》、《分歧者》、《雪国列车》等作品，种种直面人性的设定与商业化的精良制作让这类作品在近年收获大量粉丝。然而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两位同出自英国的作家便极具前瞻性地对极权统治下的人类社会形态，做出风格迥异却殊途同归的预言。
1985年，面对乔治·奥威尔预言中刚刚过去的那个含义特殊的年份，尼尔·波兹曼在他的新书《娱乐至死》中留下庆幸与忧虑的告诫：美国人忧虑的1984已经成为历史，美丽新世界却未尝不会是未来——“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如波兹曼所言，无论痛苦抑或享乐为导向的极权统治，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其终点都是文化精神枯萎的反乌托邦。而让处于美国发达工业文明之中的波兹曼做出判断的，正是奥威尔与赫胥黎的反乌托邦社会的差异：《1984》中大洋国，是以高压监视为手段、权力渗透为核心的全景式监督社会，而《美丽新世界》中的世界国，是以科技改造为手段、工业化批量生产为核心的福特主义社会。
《1984》中的全景式监督社会
为了实现权力的渗透，奥威尔于《1984》中构想的老大哥监视下的大洋国，与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家边沁在18 世纪末极具前瞻性地提出的监禁和教养模式——全景敞视监狱不谋而合，以至于《1984》被称作“对全景式监督社会准确真实的再现”。
全景敞视监狱的建筑学形象并不深奥，即四周的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 每间囚室关押着一名罪犯、疯子等规训对象，通过建筑几何学及采光设计的手段,，使中心瞭望塔里的监控者能够清晰地观察到每名囚犯的任何举动，而自己则处在完全隐匿的状态。边沁的规训理念基于对圆形监狱外型的设计，而奥威尔的大洋国则完全摆脱了物理环境的束缚。全景式监狱成为一种隐喻与象征，它 的要素体现在体制本身：
全景的视察Panoptical inspection
通过全景式一对多的观察，少数人得以在瞬间观看到多数人。大洋国里监视是无所不在的，除了警卫、直升机及少年侦察队外，电幕作为全景敞视监狱中瞭望塔的变形，是完全监视的功能的完美体现：“你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必要的惩罚Certitude of punishment
边沁在《刑事法则的原理》说道：“是对惩罚的恐惧……阻止了犯罪的发生。”而大洋国的思想罪远重于边沁的设想。法律被对“老大哥”的热爱与绝对忠诚取代，惩罚作为规训的手段，通过清洗、拷打、监禁、催眠等肉体精神并重的形式，使人们处于普遍的不确定性恐惧中。
隐秘的窥视 Covert observation
对每一个规训者实时监控是不现实的，但通过可见的实体和不可确知的观看事实，规训者相信自己时刻被监视，进而处于自我监视之中。大洋国里思想警察履行的即是这一职能，当温斯顿在纸上写下打倒老大哥时，立马便想到：“思想警察还是会逮到他的。他已经犯了……思想罪。思想罪可不是能长期隐匿的。你可能暂时能躲避 一阵，甚至躲避几年，但他们迟早一定会逮到你”。
无形的遍在Invisible omnipresence
隐秘性的结果是监视者被视为神圣的，无法看见又无处不在的存在。作为监视者的象征，“老大哥”被神化为至高无上的权力符号，人们坚信他的存在。故他的实体存在与否，是否为当局所捏造，都不可知且不重要了。
科层式组织Hierarchical panoptical organization
通过科层式组织的使用，少数与多数的转换与累加，全景敞视监狱最终构造出一个金字塔型结构。与“主管者—狱卒—犯人”的结构相仿，大洋国中也存在“老大哥—思想警察—党员”这一金字塔型组织。金字塔的顶端得以监控整个系统，使机制自行运转。
对于规训的另一层面，话语作为对社会实践主体具有支配性和役使性的强大社会力量，其权力特性在《1984》得到了集中体现：在真理部记录司，旧有的历史每隔 一周都会被抹去，更替以建构过的历史事实；在“新话”词典里，旧有的语义复杂或不正统的词汇被抹去，仅仅留下正统与立场鲜明的词汇；而在“双重思想”中， 语言更是具有了超越事实、先于事实被人认知的能力。
此外，福柯认为全景敞视主义只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训手段：“全景敞视建筑有一种增益作用……它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权力本身，它的目的是加强社会力量——增加生 产、发展经济、传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准”，而奥威尔却在《1984》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在这样超越性的全面全景监视社 会下，繁重的劳动与低廉的物质水平压制了人们的创造性、批判性，人们沦为权力的附庸，在狂热的崇拜与信念之中依附强权而生。
《美丽新世界》中的福特主义社会
《1984》中的大洋国通过全景式监督社会实现权力机器的运转，《美丽新世界》则通过以福特式的标准化工作程序为基础，以消费为引导的官僚体系，创造出一个高科技、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社会。
《美丽新世界》讲述的是一个灾后重建的国度——全球一体化的政府“世界国”因“九年战争”后的经济危机而建立。世界国的社会管理方式深受批量生产、同质化、可预测性、一次性商品的消费的福特流水作业线的影响，国民更是将福特推为“福帝”，以公元1908 年( 首辆福特T型车诞生) 为福特元年。而基督教的十字架被除去上端，变成“T”( 代表T 型车)以作为福帝的象征 。
如赫胥黎所言: “任何一种文化，只要追求效率或是打着某些政治宗教教条的旗号，都会力图将个人标准化，违背人类的生物本性”，世界国通过种种生物科学手段，围绕工业生产 做一切顶层设计：计算出全球最优人口数量( 20 亿)，并采取手段维持这一水平；人通过人工授精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建立固化的社会分层与种姓制度，终生履行其阶层的预设职能。高种姓( α，β) 的胚胎由单个受精卵发育而成，低种姓胚胎( γ，δ，ε)则以“波坎诺夫斯基程序”作用制造同卵多生（最多达96胞一胎），以大批量生产标准化劳力。δ，ε种姓的婴儿受电击刺激造成永久条件反射；ε 更是在胚胎期就经酒精浸泡大脑成为痴呆，以用于近乎苦役的终生体力劳动。而在这样固化的阶层内，完全相同的食品、住房、唆麻（一种低危害精神迷幻剂）抹去了竞争，每个人都感到快乐。
除了批量生产外，世界国还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型社会。大量标准化、专一化的低种姓劳动力创造出了鲍德里亚所说的“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 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的现象”。在新世界里，“机器转动着，转动着，而且必须继续转动，永远转动。机器停止运转就意味着死亡”。为了让生产与消费的机轮均衡而 稳定地转动，不断扩大需求必须紧跟不断增长的生产力被创造出来。
故而在世界国里，新的需求以各种方式被创造：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低消费哲学被镇压，取代以福帝的消费主义哲学；节俭的美德被舍弃，取代以成千上万次“扔掉比修 补好，修补越多，财富越少”的“睡眠教育”；热爱自然的天性被泯灭，自然沦为刺激工业品与交通费消费的辅助物，“我们设置了条件，让人群不喜欢乡村……却 又设置了条件让他们喜欢田野里的一切运动。而我们同时又注意让田野里的运动消耗精美的器材; 让他们既消费工业品也花交通费，因此我们才给婴儿电击。”
“人们很快乐，他们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而他们永远不会要他们得不到的。他们富有；他们安全；他们永不生病。他们不惧死亡，他幸运地对激情和老迈一无所知。他 们没有妻子，孩子或情人来给自己强烈的感觉。他们受的制约使他们身不由己地实实在在行其所行。假使有什么事情不对劲，还有唆麻。”
殊途同归
对于工业与娱乐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波兹曼更为担忧的无疑是赫胥黎的预言：“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
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纳入这一世界体系中。对于奥威尔与赫胥黎作出的殊途同归的预言，我们应永怀警惕之心。无论何时，反乌托邦是对乌托邦的反叛,但更是对乌托邦的延续。我们需要打破乌托邦的美梦，以获得清醒的意志。我们又需要有乌托邦的精神,以激励我们探索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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